在欧洲探寻体育的另一种视角

三年前的夏季，我将所有的 possessions 装进两个大行李箱，与在北京的朋友一一道别。我的目的地是比利时的鲁汶，随后我将开启为期两年的游学之旅，横跨四个欧洲国家。我所学习的专业名为体育伦理与诚信，虽长且鲜有人知。许多人曾问我，这个专业究竟研究哪些内容，以及我为何放弃相对有趣的体育记者职业；还有人询问我在这三年期间，除了上课与写论文之外，经历了哪些事情。追溯这段经历，最让我铭记于心的并不是某一门课程、文献或比赛，而是那些让我重新看待体育的瞬间。

决定申请去欧洲学习的契机出现在2022年。那时，身边有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也在筹划出国深造，开阔视野。“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”是我的共同心声，但这并非我选择去欧洲的唯一理由。刚结束北京冬奥会的工作，而这是我仍有机会亲自报道的少数赛事之一。在封闭的环境中工作了两周，尽管与以往的比赛体验截然不同，但回到现场后的观察、倾听及创作的刺激感依旧令我满怀激情。我意识到，自己仍渴望现场观看更多比赛，体验更多的不同文化。

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女性体育发展的记者，我曾创作过不少涉及性别议题的内容。然而，多次向读者和同行解释体育界的同工同酬问题，以及为女性运动员创建持续话题的必要性，让我感到疲惫。同时，我对一些在中文社区中讨论不多的议题，如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规则和残奥会等，依旧充满探索的渴望。我选择的项目，即伊拉斯谟体育伦理与诚信硕士（MAiSI），主要研究体育与哲学、社会学、法学及管理学的交集。具体来说，我们探讨现行反兴奋剂体系的不足与可信度，分析因凡蒂诺面临的危机及其反映出的国际足联管理问题，还会研究美国体操界拉里·纳萨尔案件所暴露的竞技体育对运动员权益的忽视。

我一直感兴趣的性别话题在MAiSI项目中同样是一个重要关注点。抵达鲁汶后，我的第一位同学Emma来自英国。她是一名曾经的职业泰拳选手，在泰国生活了十年。作为女性泰拳选手和性暴力事件的幸存者，Emma通过写作和演讲揭示了泰拳运动中的厌女文化及系统不平等，为女性运动员争取更好的生存和训练环境。我们的相似学术兴趣使我们迅速成为朋友。我起初以为未来的同学和教授的看法也会大致相同，但在第一周的导论课上，就有人提出“男性天然比女性更擅长国际象棋”以及“跨性别和间性别运动员拥有身体优势”等争议观点。在某些灰色地带，如“故意输球以获取优势”的问题上，大家的看法也相差甚远。

通常在写作或日常讨论中，我习惯避免与人意见相左的冲突，倾向于试图理解不同的声音。然而，在学习期间，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：体育世界的诸多议题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，理解和探讨不同观点是极其重要的。观点之间的碰撞与不合，都是学术及公共、私人交流中的常态，我们无需期待每个问题都有统一的答案。

我的毕业论文导师Jim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英国老教授，他坚定地认为电子竞技不属于体育，并持有极其保守的跨性别运动员立场，始终用“生理性别男性”称呼间性别选手塞门娅。然而，Jim也会推荐与他观点相悖的学者文献，鼓励我们了解其他观点。我们曾多次讨论女性体育及跨性别运动员话题，在一场展示中，我与Emma和其他同学共同探讨了跨性别女性运动员不应被排除在女子组之外。虽然我们相互之间未能说服对方，但我们始终保持开放讨论的空间，并在不同意见下合作，或许这就是应有的状态。

在MASI学习期间，同学们积极参与各类赛事的志愿者活动。起初，我对志愿者经历并不热衷，但在捷克布拉格的第二学期，我与同学一起参与当地一场身心障碍游泳赛事，才发现这种志愿者角色与媒体身份截然不同。作为志愿者，我可以毫无负担地与赛事现场的每位参与者交流，能够捕捉到更多有趣故事与细节。同时，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欧洲体育模式各层级比赛的运作。

欧洲的体育模式呈金字塔结构，顶端是竞技体育，底层则是以俱乐部为中心的大众体育。在比利时、捷克和德国，几乎每个人至少从小参与过一项运动，身心障碍者也能接触和尝试多种体育活动。例如，樊振东下赛季加入的杜塞尔多夫不仅是一支男子乒乓球德甲球队，更是一个拥有完善梯队的大型体育俱乐部，杜塞尔多夫的身障乒乓球队也有六支队伍，队员们可参与俱乐部的其他体育项目。